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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专栏

Information 

 

 

如何理解“互联网+”?

作者:
来源:
2015/03/17
【摘要】: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蚂蚁金服评论》在此节选阿里研究院2015年1月发布的《信息经济:中国经济增长与转型的核心动力》报告,希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家理解“互联网+”。  动力源泉: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新分工网络  1.新基础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蚂蚁金服评论》在此节选阿里研究院2015年1月发布的《信息经济:中国经济增长与转型的核心动力》报告,希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家理解“互联网+”。

  动力源泉: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新分工网络

  1. 新基础设施:云+网+端

  经济活动的正常运作有赖于基础设施发挥其支撑功能。当前随着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加速转变,基础设施的巨变也日益彰显。总体看,新的基础设施正叠加于原有农业基础设施(土地、水利设施等)、工业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等)之上,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新基础设施可以概括为“云、网、端”三部分。“云”是指云计算、大数据基础设施,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商业模式的创新,都有赖于对数据的利用能力,而云计算、大数据基础设施将为用户像用水、用电一样,便捷、低成本地使用计算资源打开方便之门。“网”包涵互联网、物联网等在内,网络承载能力不断得到提高、新增价值持续得到挖掘。“端”则是用户直接接触的个人电脑、移动设备、可穿戴设备、传感器,乃至软件形式存在的应用,是数据的来源、也是服务提供的界面。

  移动互联网快速普及,那么这类基础设施的投资是谁带来的呢?可以看出是数以亿计的普通用户。我国有 6.32亿网民,其中83.4%使用移动上网(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截至2014 年6月的数据),按每部手机1000元,两年更换一部手机计算,人们在移动设备上投资额是巨大的,几年内即可达万亿级别。同样云计算基础设施也是由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民营企业建设和运营,无论是用户规模,还是技术水平均位于世界前列。这样,新基础设施的投资就由过去的政府或者国有大企业主导,逐渐向民营企业和个人主导转向。由于投资主体的变化,服务模式和控制权也发生显著改变,从事基础设施服务的民营企业,必须持续创新以扩大规模、获取潜在收益;消费者主导权增强,用手中的设备“投票”,直接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信息经济的治理模式,也将从原有的集中控制向依靠大众创新、共同治理方向转变。

  2. 新生产要素:信息(数据)

  信息(数据)成为独立的要素,历经近半个世纪的信息化过程。从技术层面,信息时代的支柱技术经过了电子技术、电脑技术、电子通信技术和大数据四个阶段,无一例外以超常规速度发展,加速实现信息(数据)量和处理能力的爆炸性增长。更重要的是,数据不需要再用传统的数据库表格整齐地排列,消除了原有信息僵化的层次结构,信息(数据)的流动性进一步被释放出来。

  数据又仅非指人们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全世界工业设备、汽车、电表上有无数的数码传感器,随时测量和传递着有关位置、运动、震动、温度、湿度乃至空气中化学物质的变化,也产生了海量的数据信息。信息(数据)要素也开始显现出完全迥异于劳动力、资本等物质要素的技术特征和经济特征。

  1) 混杂性:体量浩大、模态繁多,价值大,但密度不高。对现有的数据技术提出巨大挑战。

  2) 即时性:数据生成实时在线,处理速度快,取代了时间的位置,经济向即时同步发展。

  3) 共享性:数据要素的出让者并未在出让的同时丧失出让数据的使用价值。

  4) 边际生产力递增性:数据在使用的过程中非但没有被消耗,还因使用而产生新的数据。

  3. 新分工网络:实时网状协同

  信息基础设施的普遍安装,加速了信息要素在各个产业部门的渗透。最直接的影响即表现为降低产品的生产交易成本、改变成本结构。交易成本和成本结构的变化将深刻影响产业的规模和形态。

  改变组织结构所面临的约束

  成本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十分复杂,但一个关键因素是生产的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规模经济要求生产集中于少数企业,实现大规模生产,然后向很多使用者销售。例如,传统零售行业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大卖场”是最有效率的业态,沃尔玛和家乐福是最强势的零售市场参与者,生产企业高度依赖零售商,“渠道为王”是人们对传统零售行业的形象描述。但是大规模信息平台(如淘宝网)的产生不仅降低了零售成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零售的规模经济,因此生产与零售的垂直分离经常不再必要,很多生产企业可以绕过零售商直接向产品的最终使用者销售,这样就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经济模式。

  另一方面,组织间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也会影响企业边界:组织层次受到组织内部信息流成本的约束;组织内部的交易与交往方式受到信息成本约束。给定生产成本,较高的交易成本促使企业实行一体化,以避免向外采购的成本。反之如果交易成本较低,企业可能倾向于将部分业务外包,以充分利用生产的规模经济。信息经济的条件下,信息成本大幅降低,减少市场交易费用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组织监督与管理的成本。企业通过专业化分工,在市场上形成比较优势,并从交换中获益,突破了原有生产能力的边界。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实时协同网络

  信息技术革命为分工协同提供了必要、廉价、高效的信息工具,也改变了消费者的信息能力,其角色、行为和力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孤陋寡闻→见多识广;分散孤立→相互连接;消极被动→积极参与,被搁置的多样性需求被激发,使得市场环境发生重大改变。以企业为中心的产消格局,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全新格局。企业以客户为导向以需求为核心的经营策略迫使企业组织形式相应改变。新型的分工协同形式开始涌现。因此,可以说,信息结构决定了生产组织结构和方式,信息时代背景下的分工网络将:

  1) 由于节约了信息成本,交易费用降低使得外包等方式更为便捷,不必维持庞大臃肿的组织结构,低效、冗余的价值链环节消亡,新的高效率价值环节兴起,组织的边界收缩,小企业成为常态。

  2) 信息表现为一种柔性资源,缩短了迂回生产链条,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融合。

  3) 从工业时代的线性控制,转变为实时协同价值网。

  4) 信息技术为灵活的工作方式提供了可能,就业形势多样化。

  “信息经济”新篇章: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世界银行的考察报告曾指出,中国产业结构存在严重扭曲,表现为服务业相对落后、工农业经济效率低,中国企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在工业经济既定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十分艰难。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藤本隆宏曾在《能力构筑竞争》一书中提出“产品=信息+介质”,将企业间每天所生产、交换的产品视为“产品设计的信息(或知识)融入原材料即介质以后的产物”。因此信息技术的变迁天然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动力。在不同时期信息技术条件的成熟度不同,另一方面产业本身也具有一定遗传性,有其固有的基因和发展规律,对信息的需求、依赖程度不同。两者相互作用使得现代信息技术对实体经济的改造,以传媒业、流通业为起点,然后逐步向上下游渗透,最后整个经济活动都会迁移至互联网,并完成流程再造。

  案例:

  可以试穿的家具——传统制造开始利用信息作为竞争优势

  尚品宅配旗下家居设计云计算平台覆盖全国主要楼盘户型图,提供超过40000 个房型图;通过互联网将“房型库”与“产品库”匹配;从消费者咨询和在线搜索数据中新需求(某种风格、规格)调整、开发产品。在生产环节,CNC与 CAD 无缝衔接,设备自动了解加工工艺,信息化改造电子开料锯,自动对板件进行加工,应用条码标签,无需技术人员手动调整。实现家具在产品规格之内(如,鞋柜90-120 之间)无极定制,精确到0.5 厘米。4 年间,企业产能提高 6-8 倍,原材料使用率从70%提高至 93%,差错率也由原来的10%下降到3%左右,交货周期从30 天缩短到 10天左右,年资金周转 10 次以上,并且实现零库存。信息表现为一种柔性的资源。伴随信息技术在生产制造设备和环节的渗透,模块化、标准化的信息(数据),可以完成任意的传输与再生产,从而从“制造与销售”扩展到实时地“感知和响应”客户的需求。

  中国发展信息经济的战略路径

  类似 100 年前的情形,中国又面临新的体用之辨、体用之争,信息经济与工业经济哪个为体?哪个为用?两种思路、两种格局、两种未来。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在铁路、电话、电厂等商业基础设施之上,一举奠定了今日工业文明的基本样貌与完整体系:大生产(福特制)+大零售(如西尔斯和后来的沃尔玛)+大品牌(全国性媒体与现代广告体系所支撑)+大物流(如铁路沿线的中央仓储、邮政网络)。今天的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电子商务正在构造和催生出信息时代的完整体系。当前的信息化推进,也如同 30 年前的改革开放,以前是从计划、封闭走向市场、开放,现在是从工业文明走向信息文明。这是一场关乎中国前途未来、涉及深刻利益调整的革命,事关国家长期战略,要有大思路、大魄力、大举措。

  中国互联网过去二十年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干预较少,客观上创造了一个较宽松的发展环境。未来,中国将进入信息经济助力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期,政府应以开放和宽容的态度,遵循互联网“先射击再瞄准”的发展思路,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创造良好的发展外部环境,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发展信息经济。

  1. 第一阶段:增量崛起

  进一步支持互联网经济增量加快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商业基础设施,并推动在世界范围提供服务。近年来,中国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表明,信息消费、信息经济的进程正在中国加速推进。与传统的工业经济相比,信息消费、信息经济的生产要素、商业模式、基础设施、经济形态都在发生重大转变。

  因此,我们建议:

  着力发展新兴信息经济,如电子商务流通体系、信息消费、电子商务服务业、互联网金融。在工业经济体系下,市场竞争的规则基本上被发达的欧美国家制定,其基本特征就是“大生产+大供应(发达国家对国际大宗商品的控制)+大品牌+大零售”;国际规则是WTO+知识产权。我国如果在遵循这条路走下去,始终只能处于跟随状态,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在信息消费、信息经济体系下,市场竞争的形态、规则被重新改写,其基本特征是 “新空间+巨市场+碎片化”。在新型的经济体系下,中国完全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阿里巴巴平台的交易量超过ebay 和亚马逊的总和就是一个例证),甚至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因此,建议国家将信息消费、信息经济作为新时期的国家经济战略,并出台明确的扶持促进政策和措施,予以大力推动。

  建设信息经济基础设施,如宽带、云计算、大数据、物流网络。目前,宽带建设与运营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准入制度,牌照只发给国有的三大电信运营商。而各国实践证明,市场竞争是促进宽带建设提速、价格下降,普及率提升的有效途径。建议通过放开市场准入、允许民间投资的方式,推进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服务,激活基础设施投资和服务市场的创新发展。同时,加快现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构建全国性的物流仓储体系。优先解决电子商务较活跃的一线城市建设物流体系的用地指标问题。通过税费减免等措施努力降低电子商务物流行业的运营成本,提高物流服务质量。

  2. 第二阶段:存量变革

  通过基于互联网的商业基础设施,鼓励并支持小微企业创新,盘活和变革存量,进一步扩大经济增长动力,并进行信息经济制度和治理模式的创新和完善。

  发展小微企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尤其是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变革。中小企业决定一国经济活力和实力,进而决定国家命运,是众多国家发展经验反复证明的规律。小微企业是中国互联网创新的主力军,更是千万年轻人、农民、弱势群体创业和就业的最重要平台。因此,在这个关键性的发展阶段,建议对小微企业在工商登记、市场监管、税收征管等方面,采取更加宽松的管制政策。

  3. 第三阶段:整体转型

  持续制度和治理创新,全面促进信息(数据)要素的流动,实现经济整体转型,成为全球信息经济领导者。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虚实空间的互动及相互影响,都使得今天的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这种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客观上要求政府具备更有效的治理能力。

  信息时代既不同于农业社会,也不同于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很小;工业社会由于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人类对法律的需求急剧增加。信息社会则不同,人们从一元世界进入两元世界 ---- 现实和虚拟、海量与个性化,对治理的快速响应要求,多样性、生态化与跨区域性,以及低成本等,都使得传统的治理模式不能很好地适应于电子商务,客观上呼唤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因此,我们建议以促进发展作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实践为检验治理的唯一标准,形成适应中国信息经济发展需求的制度体系。

  经济学家科斯在总结前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明确指出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四个最重要的“边缘力量”,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的“边缘革命”。它对中国的市场化转型起到根本性的影响,并带来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今天,历史的巨轮将中国引领至从工业经济到信息经济、实体空间向互联空间转型的重要关头。一场从边缘向中心扩张开的变革已经发生,小微企业和互联网将成为中国向新兴经济行进的最重要“边缘力量”。